戴老师是我的初中老师。当时我在乡里的一所中学，距离外婆家七八里路。学校靠着一条南北向的马路，路上永远尘土飞扬。路对面向南百米远是一所砖窑厂，附近有几个被挖出的水坑，夏日的中午，我们经常溜出去游泳，再偷偷跑回校园。学校不大，中心是一座白色的三层教学楼，有几间办公室和十几间大教室，容纳约五百个学生。教学楼的前面是一个不大的操场、几个篮球架。楼后面有食堂，每天提供粗劣的大馒头和永远一样的菜，但总是挤满了吃饭的学生。食堂东边是宿舍，西边是教工的宿舍，戴老师就住在里面。
戴老师个头不高，削瘦，带着灰黑色的鸭舌帽，穿着一身中山装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接近五十，非常和蔼，一笑起来，满脸深深的皱纹，但眼睛却很有神。大概是鼻炎的缘故，戴老师习惯性的抽鼻子，声音很响亮，然后抿着嘴，很享受的样子。这一幕印在脑海里，让我想起凡卡的爷爷在寒冷的森林里砍圣诞树的样子。初一，他教我们班代数和几何。讲课的时候会抽烟，经常是右手写板书，左手夹着烟，烟灰很长却不脱落。大概是因为他课讲的精彩，到现在我也能体谅上课抽烟的老师。上他的课，最喜欢看的是他划几何图形，不用直尺和圆规，思忖片刻，一气呵成。戴老师还打的一手好乒乓球，听说他曾在全县比赛中拿过第三名，让我愈发佩服。
我上初二的时候，母亲因为我的缘故调动过来，于是我对教师内部的情况多有耳闻。九十年代正是残余的旧道德体系坍塌的年代，学校本是清水衙门，我们那所学校的学生又是农家子弟，没有钱，饶是如此，许多划拨的款项也几乎已半公开的方式被少数人分掉，本该有的福利和建设悄悄的消失了。母亲遇到这种事情顶多发发牢骚。戴老师不一样。虽只有一顶虚的工会主席帽子，但很多时候他在会上仗义执言，得罪不少领导，也赢得了很多人的敬佩。只是这种行为如此普遍，他的批评无人理睬。
戴老师并非海瑞式的人物，也很热心。他有个哥哥在省城做教授，每个夏天总少不了家长央求戴老师帮他们参加高考的孩子。于是他出谋划策，有时和那些焦急的家长去省城。至于结果，我却所知不多。只记得他的两个孩子学习不好，早早的参加工作。听说他们俩都是普通工人。经常倒班，工资也不多。
我们家当时安在校园内，戴老师也是。冬天放寒假，经常去教研室看他下棋，落子经常把棋盘摔的劈啪作响，很有气势。据我观察水平一般，但他乐此不疲。
后来，我们家搬到县城，我也去外地上学，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机会见到他。他和老伴都退休以后，搬回到附近的镇上，也是他的老家。早先就听说他有肝病，身体一直很瘦。后来母亲说，戴老师的病情愈加恶化，多方治疗，家里的积蓄也慢慢的花光，靠两人的退休金支撑。有一次打电话，母亲突然告诉我，戴老师去世了。放假回家，母亲说，当时看到他们家很拮据，于是送了些钱。可是过了一阵子，他们家坚持把钱还回来，说戴老师知道也会要他们还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很久说不出话来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