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老师的故事

戴老师是我的初中老师。当时我在乡里的一所中学，距离外婆家七八里路。学校靠着一条南北向的马路，路上永远尘土飞扬。路对面向南百米远是一所砖窑厂，附近有几个被挖出的水坑，夏日的中午，我们经常溜出去游泳，再偷偷跑回校园。学校不大，中心是一座白色的三层教学楼，有几间办公室和十几间大教室，容纳约五百个学生。教学楼的前面是一个不大的操场、几个篮球架。楼后面有食堂，每天提供粗劣的大馒头和永远一样的菜，但总是挤满了吃饭的学生。食堂东边是宿舍，西边是教工的宿舍，戴老师就住在里面。

戴老师个头不高，削瘦，带着灰黑色的鸭舌帽，穿着一身中山装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接近五十，非常和蔼，一笑起来，满脸深深的皱纹，但眼睛却很有神。大概是鼻炎的缘故，戴老师习惯性的抽鼻子，声音很响亮，然后抿着嘴，很享受的样子。这一幕印在脑海里，让我想起凡卡的爷爷在寒冷的森林里砍圣诞树的样子。初一，他教我们班代数和几何。讲课的时候会抽烟，经常是右手写板书，左手夹着烟，烟灰很长却不脱落。大概是因为他课讲的精彩，到现在我也能体谅上课抽烟的老师。上他的课，最喜欢看的是他划几何图形，不用直尺和圆规，思忖片刻，一气呵成。戴老师还打的一手好乒乓球，听说他曾在全县比赛中拿过第三名，让我愈发佩服。

我上初二的时候，母亲因为我的缘故调动过来，于是我对教师内部的情况多有耳闻。九十年代正是残余的旧道德体系坍塌的年代，学校本是清水衙门，我们那所学校的学生又是农家子弟，没有钱，饶是如此，许多划拨的款项也几乎已半公开的方式被少数人分掉，本该有的福利和建设悄悄的消失了。母亲遇到这种事情顶多发发牢骚。戴老师不一样。虽只有一顶虚的工会主席帽子，但很多时候他在会上仗义执言，得罪不少领导，也赢得了很多人的敬佩。只是这种行为如此普遍，他的批评无人理睬。

戴老师并非海瑞式的人物，也很热心。他有个哥哥在省城做教授，每个夏天总少不了家长央求戴老师帮他们参加高考的孩子。于是他出谋划策，有时和那些焦急的家长去省城。至于结果，我却所知不多。只记得他的两个孩子学习不好，早早的参加工作。听说他们俩都是普通工人。经常倒班，工资也不多。

我们家当时安在校园内，戴老师也是。冬天放寒假，经常去教研室看他下棋，落子经常把棋盘摔的劈啪作响，很有气势。据我观察水平一般，但他乐此不疲。

后来，我们家搬到县城，我也去外地上学，从此以后就再没有机会见到他。他和老伴都退休以后，搬回到附近的镇上，也是他的老家。早先就听说他有肝病，身体一直很瘦。后来母亲说，戴老师的病情愈加恶化，多方治疗，家里的积蓄也慢慢的花光，靠两人的退休金支撑。有一次打电话，母亲突然告诉我，戴老师去世了。放假回家，母亲说，当时看到他们家很拮据，于是送了些钱。可是过了一阵子，他们家坚持把钱还回来，说戴老师知道也会要他们还。我叹了一口气，很久说不出话来。

经济学人 20110806 - Flagging up bias

翻译不易，译一篇小的科技短文便颇费周折。希望能坚持下去，是为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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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日常生活中，旗帜随处可见，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。至于旗帜对人类的影响，却鲜有人研究。但康奈尔大学的梅利莎•弗格森博士正尝试进入该领域。2007年，通过在以色列的研究，她的研究团队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。如果在调查对象无意识的情况下，在他们面前放一面以色列国旗，他们对以巴冲突的政治观点表现得更加温和。随后，弗格森在美国的类似实验却展现了令人非常惊讶的结果：国旗增加投给共和党的选票。

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，她通过在线广告的方式招募了396名志愿者。这些人在9月19号到10月10号之间完成一份在线问卷调查，主要内容包括会选择投票给奥巴马还是麦凯恩，以及对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喜好程度。参与的回报则是十美元的礼券。随后，10月11号和11月3号之间，上次参与调查的人中有197人又进行了第二次问卷调查，并得到15美元的礼品券。这次调查的问题和第一次一样，除了一点形式的差别：在屏幕的左下方，有一半的问卷屏幕，角落有一个小的美国国旗。十一月四号大选结束后，上次参加的191人再一次参加了调查，询问他们是否参加投票、以及票投给谁，报酬还是十五美元。

实验的结果经整理后发表在《心理科学》杂志上。结果显示，志愿者的投票意向的确被国旗影响。在调查中，按照投票意向把问卷划分为-10到+10。如果只投给奥巴马，分数为-10；只投给麦凯恩分数为+10。差异性的结果出现在第二次调查。屏幕上没有国旗的志愿者得分为-4.8，但看到过国旗的人相对更倾向麦凯恩，得分为-3.0。 此外，在多两党倾向性的调查中，对两党的喜好程度按照+500（无条件支持共和党）到-500（无条件支持民主党）划分。同样的，问卷出现国旗的人对民主党的好感更小，平均分-90，而从没看国旗的人平均得分却达到-173。虽然上述结果很有意思，但是参与问卷毕竟不等同于真实的投票，只有投票站里的票才更有说服力。因此，大选过后组织者调查了志愿者们的真实投票情况。结果显示，第二次问卷没看过国旗的人83.5%把票投给了奥巴马，而看过的人仅73%投奥巴马。

2009年七月，奥巴马就任总统七个月之后，国旗的影响依旧没有消退。没看国旗的人给奥巴马的总统表现打8.01分（满分11分），而看过国旗的人只给他6.76分。随后2010年进行的另一组实验也显示，虽然一个民主党的总统就任了一年之久，国旗对选举的影响依然倾向于共和党。这显示在任总统属于哪个党派并没有产生影响，并且最早参与实验的志愿者并不把小布什总统等同于星条旗。

对照以色列的研究，是否倾向共和党意味着更温和呢？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，但奥巴马却在竞选期间更喜欢披着国旗。他对此回应是因为心中浓烈的爱国情怀。此言非虚，可如果他不一直披着国旗，或许选民并不把国旗等同于共和党。

异端的权利

今天是新加坡的国庆日。照例，在滨海湾有盛大的国庆表演和烟花。去年开业的金沙赌场相比让滨海湾的夜晚更加璀璨。如往常，一定挤满了人，到午夜排队打车。在新加坡待了三年整，我却从没去凑过热闹，我本就不是爱热闹的人。前主席江到南开视察，有同屋去围观，事后兴奋异常，连称幸运得窥真容，被我讥笑，说自己才幸运，没看到那个猪头。

新加坡是个热闹的去处，而又不失整洁。樟宜机场就是如此，井然有序、繁忙、干净、便利。所有这些词汇也是每个游客对新加坡这座城市的印象。这些词很美好，但组合起来，却很难称之为一个城市的特质。所谓特质，每个地方都不一样，但共同的一点却是不可复制。而新加坡这些都是可以复制的，像苹果公司的手机，精美却不唯一。

深入当地，似乎表面的光鲜就是它的内里。新加坡园艺技术精湛，悲哀的是当地人也如温室里的花朵。从小学就开始分流，层层选拔下来，进入大学以后的新加坡学生千人一面，像流水线上的产品。他们很乖，专业考试成绩优秀，热爱运动，或许还会弹钢琴，但听他们说话，体会不到一点深度，更遑论擦出智慧的火花。他们将来或许成为优秀的工程师，但不可能是思想家。很多当地人以新加坡中英双语环境为豪，但双语都仅限于应用文，欣赏李杜或者乔叟的诗歌太为难他们。因为在一个小岛上，新加坡人多喜欢出国旅行，附近国家自不必说，很多人也去过中国和印度。在他们眼里，中印都很乱，骗子很多。尽管有一部分属实，但在温室长大，出去透透气会适应怕是不易。如果在新加坡写《动物农庄》，写出的恐怕只能是现代化的养鸡场。

总之，这是一座没有异端的城市。好好学习，考大学，工作，赚钱，买房子，养老。在新加坡，没人质疑这一点，这就是唯一的道路，似乎人人生而如此。有一部电影，讲述未来的某一天，人类社会变成没有疾病、没有犯罪，一个完美的世界，但相伴而来的是人们都失去思想。思想，特别是异端的思想，在新加坡，仿佛干涸土地上的一滴雨水，瞬间就会消失。有时想，会不会他们的脑袋拧开，都被一个集成电路控制着？这样的一个社会，背后连浮华都称不上，只有一片苍白，井然有序、繁忙、干净、便利又如何。